围绕具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聚财型、生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事项

时间:2020-01-09 栏目:中国经济周刊

黄奇帆

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下除了要推动一些需求侧的调控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上下功夫。因为供给侧的改革是结构性的改革,是长周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会产生生产力发展的红利。我认为可进行六个方面的改革,每个都有重大红利,也都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我们今后努力去落实的。

第一,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

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引进的外资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这也是中国进出口50%的推动力量。但是,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开放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几。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首先,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者不能展开某些新业务,这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问题。其次,即使准入了,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最后,即使工商注册登记了,还有营业范围不能做。由于各类限制性过多,一些外资银行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四个部委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条很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准入类方面强调在准入前给予外资同等国民待遇,股权方面可能会逐步让外资控股甚至独资设立境内金融机构,营业范围方面则放开各种各样业务许可。这64条到位的话,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带进来一年几十亿、几百亿美元,10年时间就有几千亿美元资本金,会带来上万亿美元的运行资金,如果转化为人民币的话,那就会产生7万亿、8万亿人民币资产,增加了金融供给侧的力量。到2030年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几涨到10%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开拓服务贸易领域

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4.3万亿美元,并有4000亿顺差,成就斐然。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年一般是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100亿营业额,只有25%左右是增加值。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顺差只有1000亿;但是用增加值来算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000亿美元,约40%,逆差过大。其次,我们现在做的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我们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再次,中国的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服务贸易业务,比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我们因为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块做不大。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就聚焦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物流仓储自由、人员就业流动自由、数字贸易自由等六个方面。服务贸易业务可以有几十个大类,2000多个小品种,这些都跟这6个自由有关。自贸试验区的探索为中国解决服务贸易的瓶颈、短板创造了条件,将给中国的服务贸易带来发展的春天。10年、15年以后,相信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从现在的7500亿翻一番,就是1.5万亿,翻一番半就是2万多亿,如果那时候逆差不是扩大一倍而是缩小一半,也许就一两千亿,这将是给中国经济带来几个百分点的一个动力和红利。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10年真正的动力、红利,高质量、高效益的业务,体现在服务贸易上。

第三,农民工落户城市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承包制改革释放了劳动力到城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这是巨大的劳动力释放。但是在农民工问题上,有一件事目前各地方还没有做到位。这件事恰恰就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倡导的,中央提出到“十三五”末要实现2亿农民工就地落户城区,其中有1亿在沿海城市落户,1亿在内陆城市落户。这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目前还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一半。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年龄再大沿海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招聘他了。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掉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农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时候,一年12个月总有两个月回家探亲,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理论上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号召,党中央已经提出这件事,我们要着力落实,谁把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做好,谁就是赢得未来10年、15年主动发力的城市。哪怕你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如果里边有900万农民工,如果不做好这件事,让农民工今后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15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可能就变成八九百万,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重大红利的措施,地方应该把它当作重大措施狠狠抓一下。

第四,延长女性退休年龄

妇女从上世纪50年代起,退休年龄比男士早10年,50岁一过就退休了。她要比男士提早10年拿养老金,一个月1000多块,一年就是1万多块,10年就是10多万。她又少交了10年养老金,每个人在岗就要交养老金,一年差不多一个月1000多块,一年1万多。一进一出一年2万多,10年20多万。以6亿城市人群来说,有3亿妇女,3亿乘上20多万就是60多万亿。分摊到40年,每年相当于增加1万亿养老金,必将缓和许多省份养老保险资金链紧张的情况。实际上妇女寿命比男士高5岁,你如果问她自己愿不愿意上班,大多數愿意上班。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形成60岁同工同酬同年龄退休。如果以后想要延长退休年龄,男性和女性共同从60岁延到65岁,把这件事改好了,不仅一年产生一两万亿红利进医保,而且还能多几亿妇女10年的工作,又产生劳动力红利。

第五,降低运输成本

中国所有的货物运输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地方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们占15%就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除了基础设施很大一部分是新建投资、折旧成本较高以外,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統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抬高。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地方、各个系统、各个行业都把这方面问题衔接一下,人家7%,我们哪怕降不到7%的GDP占比,能够降3%~4%的占比,就省了3万~4万亿。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十几万公里的铁路,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也运一些。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东西装上汽车,上千公里开出去,汽车烧的是油,火车烧的是煤,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我们几十年开发区修的公共设施叫“七通一平”,但“七通”里没有铁路通。以前有一个规矩,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几百亿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都是不对的。美国的铁路是100多年前造的,美国现在的货物运输量有20%是铁路运的,这就是节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很多浪费。

第六,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

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全世界城市化过程中,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农村里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会大幅度减少,就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是两头占地,他到城里来算一拨人,但是在农村里,宅基地还是留着的,我们的耕地因此就短缺了。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就造成我们耕地短缺,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会高。

这里有一个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的问题。如果一亩宅基地指标20万元,1亿户家庭大概700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亩。一亩地20万的话,就是7万亿,就是农民的一笔原始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守住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三个红线: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第三,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过程使农民因宅基地的这个指标转换增加十几万、20万。三个有利,形成有效周转,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上六条,每一条都是制度性、机制性的改革,每一条都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种文件当中,早就提出来了。只要落实到位、执行到位,都会具有上万亿价值的改革红利,把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干好,我们国家一年就会新增几万亿红利,GDP增长不是保5问题,而是达到6%理所当然。

编辑:李慧敏  [email protected]

编审:张伟

美编:黄河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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