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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军事学府里的“金学员”

时间:2020-05-19 分类:军事文摘

刘旭

旧中国的陆军大学,曾是民国时期惟一一所最高级别的军事学府,也是当时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与高级幕僚人才的摇篮。其前身是创立于1906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年迁址北京后定名为陆军大学,主要负责培养团以上指挥军官和师以上司令部参谋军官,重点培养学员的联合与协同作战能力、运用军事策略能力和战略能力。它的存在对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乃至中国近代军事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一辈子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对这所军事最高学府自然高度重视,亲自兼任陆军大学校长21年,几乎占了陆军大学全部44年历史的一半时间。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非要陆军大学毕业的,才能任军参谋长。正因为蒋介石的青睐有加和国民党军中的普遍重视,众多国民党军官都将“穿黄马褂(黄埔军校出身)、戴绿帽子(陆军大学深造,不仅因为校名谐音,还由于其学员的领章是绿色的)”作为莫大的荣耀和奋斗的目标。但是,受种种条件限制,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数量并不多,总共才培养了毕业学员8500余名,其中获得正式学历并领到所谓陆大学员“三件宝”——毕业文凭、同学录和毕业证章的,只有不到3300人。供需矛盾如此突出,怎么解决?陆军大学特别班由此诞生。

冯玉祥的“痛史”促成它的诞生

特别班的成立,是冯玉祥与蒋介石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极力促成的。冯玉祥为何主张开办特别班?因为陆军大学当年曾经给他留下过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冯是土生土长的行伍出身,青少年时期一直没有读过多少书,投军入伍后靠着一股打仗不怕死的劲头,在辛亥革命前已积功升到营长。当时恰逢老陆军大学招生,此时深感文化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喜爱读书学习的冯玉祥主动要求部队保送自己入校深造。谁知他的师长不仅不批准,还在全师讲话时当众奚落他:“冯玉祥‘白脖子(意为在某些方面不懂装懂、被内行看穿的人,多为贬义,具有讽刺意味),还想考陆大!”年轻气盛的冯玉祥在心里暗暗发誓:“我将来发达了,一定要自己办个陆大。”

1926年,冯玉祥到苏联访问期间参观了军事学院(当时习惯称陆军大学),了解到该院分设有高级系和基本系。之所以设置高级系,是因为入该系学习的苏军军官的军衔、年龄条件均高,不能入基本系学习,但又未受过且确实需要高等军事教育。这是十月革命以后根据苏联红军指挥员的具体情况采取的有效措施,它也很适合当时中国军队的情况。正因如此,在国民政府中取得话语权后,冯玉祥立即积极建议在陆军大学开办特别班,遴选军衔、年龄均已超过陆军大学正规班次招生标准的军官,入校学习。

冯玉祥的这个提议恰巧挠到了蒋介石的痒处。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陆军大学后,适逢蒋介石整军开始,为网罗更多的军事高等人才为己所用,蒋介石对该校非常重视。因为多年来通过黄埔军校培养嫡系学生亲信进而提高部队忠诚度和可控性的做法,让其尝到了极大甜头,所以他更希望通过陆军大学笼络人心并培养更多的嫡系高级军官,但是对于陆军大学小而精、宁缺毋滥的招生方式却一直没有想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而冯玉祥此时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扩招”途径。于是,蒋介石决定于1928年开始在陆军大学创设特别班,主要招收国民政府军队里由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或兵科专门学校毕业的中校以上、中将以下,年龄在45岁以内的优秀军官(也有资料称“历经革命战役、卓著勋劳”的现任团长及以上编余军官,年龄可以为40岁以下)。而且,这些军官须经过师、军、中央3级的严格考试,选拔入校后学习3年毕业,合格者除选拔1/10的人留校充研究员外,其余一律升级分配任用。

自从开设特别班,陆军大学原有的班次改称为正则班。1934年2月,国民党参谋本部呈准颁布《陆军大学附设特别班章程》,以文件形式正式明确规定陆军大学附设特别班,每期限额60~100人,学制3年。1937年6月,特别班第2期毕业,共计133人,这也是特别班正规化的开始。

应该说,特别班的开设是陆军大学教育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变革,也是该校在培养规格上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使国民政府军队中许多按原来单一的军事教育模式,没机会接受高等军事教育的高级指挥人员有了深造的可能,也有利于先进的軍事学术在旧中国军队的传播。

校方的“严苛”使它身价倍涨

作为旧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颇为自重身份,对学生非常挑剔,其入校考试当然也非常困难,被称为“铁门槛”。在1927年以前,在校学生数量就很少,有时甚至毕业一期才招收另一期入学,以至于会出现在校生只有一期的现象,即偌大的学校内只有一个班的学员在校学习。特别班既然称为“特别”,在招生、办学、管理等方面自然会有些例外,如其第1期特别班学员就是保送入学的,国民政府这是针对北伐胜利后部队缩编的实际,对于可资深造的部分高级军官的一种临时保留措施。根据总名额,各部队自行选拔保送。但到特2期时就改变为考试招生,而且须经过资格审查及口试、笔试,只是对西北四省(陕、甘、宁、青)每省可免试2名入校学习,主要是照顾彼时西北文化落后之故。但是有趣的是,这期免考入学的陕西蒲城人刘宗宽,毕业考试时竟拿了个“状元”。于是从1936年招考特3期开始,西北四省免考名额也被取消了。

对于特别班学员的报考资格,陆军大学卡得很严格,特别是从1942年招考特7期开始,甚至可称为苛刻:一是必须为陆军大学承认的军事学校毕业,还须受过1年半以上的养成教育(黄埔军校被高看一眼,黄浦4期以前的毕业生可例外,但规定政治科出身的不能考),如文凭遗失,须由两名中校级别以上的同学开出书面证明,但校长不能作证明人;二是必须是军龄9年半以上的至少中校现职军官,且须持有蒋介石颁发的正式任职命令,各地方派系部队里自行任命的来路不正的军官被直接拒之门外;三是必须担任过部队主官,即排、连、营、团、师长等职,但师以下部队参谋人员可视同主官;四是必须任现职2年以上。相关资格先由保送单位审查,继由初试委员会审查,录取后还须由复试委员会最终审查,始能参加复试。

入学考试更是机关重重。因为报考特别班者均为中高级军官,且绝大多数为上校军衔以上,所以几乎人人都与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意图在入学考试时走后门、求帮助、搞题目,甚至试图买通口试官者自然大有人在。为此,陆军大学对入学考试时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事先大多经过预测和设想,力争将一切歪门邪道全部阻绝。

从上述资格审查已可窥见其严格程度。初试因为是各战区组织,不再累述。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令人叹为观止的复试口试和笔试的严格程度。复试口试时,专门由9位中将组成口试委员会,考场为半圆形,主任委员居中,两旁各为4位中将口试官,所以被戏称为“九堂会审”。主试官不问具体问题,通常是先端详考生一番,然后从自己桌上的笔筒内随机抽出一签,签上写的是考生应到某口试官面前应试;每位口试官桌上也各有两个签筒,一个里面是写着题目的纸条,另一个里面是下一位口试官的姓名,题目和下一位考官都通过抽签随机产生,考生在一位考官处试毕,再抽签去另一口试官前应试;当考生应试时,其他考官均集中精力聆听,各自独立打分,最后取平均分。每一个考生一般要经过2~3位考官口试,快的约10分钟,慢的约1刻钟。面对这种考试,饶是身经百战或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也难免一身大汗。考生由于突然面对如此之多将官而手足无措甚至发挥失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笔试则更为夸张,考生每次进入考场后总要等待一二十分钟或更长时间,才能拿到题目(考试时间由发题目时才开始计算)。原因是主管官员每次都是临时把要考的某一教程书籍摆在出试题的考官面前,然后随意翻到某页,请其就此面内容出一道题;再翻到另一页出下一道题,最后直接油印送到考场。

由于仅是为了严防泄漏题目才采取如此简单的办法,所以大多题目不可能经过严密构思,也很难拟出学术性较强的题目来测验考生的水平。这种出题方式严是严了,却往往测验不出考生真正的学术素养,难免有些矫枉过正。笔试完毕,大约在7~10天后开始发榜,不算初试,复试的淘汰率还往往超过50%。此外,特别班还实施严格的全程淘汰制度,所以能毕业出来,还真不容易。

蒋介石的“任性”搞得它有点乱

客观讲,陆军大学的规章制度是严格的,入学、办学和管理也是非常规范的。但是,这一切到了蒋介石那里,就行不通了,因为他每期总要亲笔批准十几个凭自身实力无法考取的亲贵人物到特别班旁听,其实也就算是“点招”了。尤其是特2期招生时,由于考试委员会的公正严格,录取的学员中60%以上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其他生源也基本均为各省讲武堂或国外军事学校的毕业生。黄埔学校出身应考的军官,由于当年在黄埔学习时就属于速成性质,与那些国内外军校科班出身的军官比较实力相差实在太远,所以多数落选。这些一直在军队中以天子门生自居的“蒋校长的学生们”已经被宠惯了,自然要闹得天翻地覆,后来竟然发展到由何应钦、陈诚代表这帮人天天围着蒋介石闹,最后还是由蒋亲自批准20多个考试不合格、但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的嫡系学生破格入学作为收场。1936年第3期特别班入学考试刚完毕,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脱险回到南京后,为示自己的宽容大度,也是为了安抚军心,应要求从宽录取部分东北军和西北军考生。当时还有100多个没有考取的黄埔学生,则以庆贺蒋介石生还为名,强求批准入学,于是蒋介石干脆一下子批准了250余人入学。陆军大学的教学保障条件不可能同时容纳这么多的学员在校,于是只得把他批准的学员分为特3、特4两期,先后入校学习。蒋介石的这些做法当然都是违背陆军大学组织法的行为,但是毕竟此时陆军大学已经姓“蒋”了,他又是校长,所以清高如陆军大学也是没有办法。

有道是上行下效,当时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作为特别班得以成立的倡导者,自然觉得自己要享受胜利成果。于是经过蒋介石的许可,率领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人,天天到特别班第3期去旁听,虽然其中的一些人也没能坚持到结束,如吉鸿昌、韩复榘等不久就因工作需要返回部队。但后来特别班第3期于1938年10月在长沙举行毕业典礼,冯玉祥代表蒋介石到长沙发毕业文凭时,要求发给他一张毕业证书,于是他起初带去的那些旁听的“同学”便也都弄了个毕业证。

抗战后,国民党军令部欲进一步加强陆军大学正规化建设,所以发出文件硬性规定,拟从特7期以及稍晚半年入校的正则班20期起,陆军大学每期必须淘汰最后3名,并已呈报军委会以待最后批准。特別班的学员立即哄了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即使全班每人每科都是100分也总得有最后3名,这规定就是为难人。特7期有中将10名、少将数十名,其中自然不缺乏手眼通天的人,于是大肆活动反对此规定。这其中就有一个黄埔1期毕业生项传远,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当天就去委员长侍从室活动,并很快得悉文件尚在参谋总长何应钦办公室,这批学员中自然又有能与何扯上关系的人物,也立马前去活动。最终,军委会就此规定回复了军令部两条意见:一是军令部每学期淘汰最后3名的办法并不完善;二是为了提高学员的质量,凡不及格者一律淘汰。作为取代前一个规定的第2条意见十分冠冕堂皇,军令部也挑剔不出毛病,只能批准交学校执行。那份关系许多学员命运的重要文件,就这样变成了一纸空文。

学员们的“异彩”更让它引人注目

旧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在彼时国民党军队中已有“天之骄子”之誉,所以陆军大学的流行谚语中,就有“金学员、银教官、破破烂烂是职员”之说,可见其学员身份之显贵。而特别班又是陆军大学学员中的特别者,其中当然不缺乏各路“神仙”,在此列举其中数位代表。

第1期学员中除有卫立煌、黄维等名号响当当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传奇之人。第2期中有个王铁汉,这是一个充满矛盾色彩的国民党军人,时任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620团团长的他,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当晚敢于抗命率部抵抗,被史学界称为“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人”,同时又是国共内战的积极参与者。第3期除因冯玉祥带着一大批小弟旁听而将星闪耀之外,还有一个在淮海战役中阵亡的兵团司令黄百韬,他虽然是杂牌出身,却对蒋介石死心塌地,打起仗来凶狠顽强,所部被称为国民党“杂牌军中的王牌”。第4期中有名学员叫刘元瑄,1949年12月9日随川军首脑人物、叔父刘文辉在四川雅安起义,算起来他可是同“四川王”刘湘同族同辈。第5期毕业的柴意新是著名抗日将领,也是国民党军在惨烈的常德保卫战城区中牺牲的惟一一位少将团长,被誉为“虎贲”英雄,并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

此外,陆军大学特3期还出过一个韩练成,他曾受到3个对立派系高层的共同信任:被冯玉祥誉为“在北伐时与我共过患难”;又因率部解救蒋介石于危难重围之中,而被蒋“特许黄埔军校3期毕业,列入学藉”,这种不入学而享受黄埔学生待遇的罕见情况,当时被戏称为“赏穿黄马褂”,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叙级升为中将;而在共产党阵营,他与周恩来建立了长期秘密而密切的单线联系,周恩来说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泽东也当面对他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1996年,蒋纬国还在说他“是隐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1948年,韩练成脱离国民党部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时又名列解放军中将之列。

当然,特别班为我党我军培养的人才也不少,如1948年11月同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第77军和第59军共20000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何基沣;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其实早在1938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典型的“潜伏高手”段伯宇等。

1949年,陆军大学的大部分教职学员随教育长徐培根迁往台湾,后改为三军大学,就此寿终正寝。其余一部由研究院主任杭鸿志带回重庆,并于重庆解放时起义,将留在重庆学校的一切设备及人员完整地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西南军事大学高研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造,绝大部分教职学员均调至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成为人民军队军事学府的成员,开始了自己的崭新人生,为提高“李云龙”式的我军指挥员的综合素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责任编辑:葛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