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广松
一
陆游诗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
文章的出现需要时代机运，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文章。当代“文章”的普遍观念已不同于宋代诗人陆游，随着现代媒介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写文章了，而且文章已经泛化，举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论文乃至影视、动漫等，都可以看作是文章的变身。然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郑重却从未在变化中变质，反而在文字泛滥的当下更加显得庄严。
好小说也本天成，属于时代的馈赠，一个时代能有一两个好的小说家或者一两部好的小说就已属幸事。这样的小说家站在一个将起未起、将飞未翔的时代之前，妙手偶得风气之先，将一部有文可观、有章可法的小说奉献给时代。
《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许慎释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小说在落笔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开始的开始是为太始。所谓“一画开天”，我们读到的小说已经是“一画”之后的天地万物。
周易开始两卦是“乾”、“坤”，接下来第三卦是“屯”，其“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开始总是艰难的，然而小说家的腹内乾坤早已形成并始终在变化。小说一旦落笔、现形，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发展下去，不听从小说家的安排，这类故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重要的是在
开始之前酝酿“一画”，每一次动笔都是“乾”、“坤”与“屯”;决定小说好坏的是“乾”、“坤”，小说显现的万千面目从“屯”开始生成。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著者鲁迅。在小说集《呐喊》“自序”中，鲁迅自述家道中落，之后负笈东瀛学医，在一个讲堂中看到一幕“示众的盛举”，有感于国势日衰国人麻木，深受刺激，觉得学医并非要紧，最重要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回国后在朋友的催促下，拿起了笔，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是为现代小说的开篇，而其乾坤早已酝酿多时，并且与时代精神相吻合。
《诗》有风、雅、颂。《大序》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这里的“风”接通人与国。《毛诗正义》曰：“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以下引《诗序》皆同此本）鲁迅呼吸到时代气息，以一人而览一国之意，吞吐之间，便写出《狂人日记》，或者说是时代以一国之事系于鲁迅一人，迫使他发出呐喊，这声“呐喊”因应时代条件而写成小说。
以小说而言，开始可当风，过程是雅，结尾为颂。有些小说是风，有些小说是雅，有些小说是颂。小说的风雅颂并非单一排列，风中可以有风、雅、颂，雅中也可以有风、雅、颂，颂中也可以有风、雅、颂。
《狂人日记》开篇是一小段“序言”，说明本篇可为“医案”，揭示“医者之心”。然后写下数字“一”，写下第一则日记，是为“一画”，“一”之前可当本篇小说的“乾坤”，之后才是小说。小说写道：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伊始就描绘了一个“狂人”形象，这个形象链接了时代，国意与己心相通。鲁迅“接风”之后落笔，是为小说开始。然后是雅。《大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狂人日记》一出，四方响应，唤起一个时代，是为雅。《大序》又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用现代语言来说，雅是对“风”进行编辑。鲁迅的方式是批判，善作讽刺，寓正于反。《狂人日记》序言先说病人，最后说“愈后”，意思很完整，要把“狂人”治好。所谓改变精神，改造国民性，实质上是“革命”，一代人、一个国家的“风雅”都在“革命”里。
小说最后一句是：“救救孩子……”殷切的希望或者祈祷，可当颂。《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鲁迅没有见到“成功”，“救救孩子”只是表达“获救”的美好希望，与序言中的“愈后”相应，也相应于《藥》在瑜儿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但以鲁迅全部小说而言，《故事新编》可当“颂”，是鲁迅与各路“神明”的交流，是一种未完成的精神探索。
二
从写作时间来看，阿城的小说《树王》早于《棋王》和《孩子王》，可是发表顺序是《棋王》《树王》《孩子王》，阿城认为这样念起来有节奏。按风雅颂来排列，《棋王》属风，《孩子王》当雅，《树王》可称为颂。
阿城是一个善于“采风”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遍地风流”。1978年（《狂人日记》发表一甲子）以后中国文学界风起云涌，是出新人新作品的时候，他好几次都跃跃欲试。但从1979年回北京，至1984年7月在《上海文学》发表《棋王》，阿城蛰伏了五年，他说：“因为所见小说中都还缺少我所感知到的中国文化精神。但念头有了，却总觉得气运得还不到时候。”那时候万之在写小说，他觉得自己不是万之的对手，“气运”未到。“要写，就得拿出来就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要是别人都能写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写。”（朱伟：《接近阿城》）
《棋王》出手不凡，开篇写道：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当年有一位文学杂志编辑读到这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的开头，感到“震惊”，“首先激动于它出色的语感所构成的那种韵味，我感觉在淡雅的画面上体现了很丰富的修辞弹性。在语感的弹性诱惑之中，我又感受到一种境界的悠远和新奇”（朱伟：《接近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