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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

时间:2019-12-11 分类:上海文学

李诵今年没来,他没来是预料之中。

往年的元旦,李诵都来我家,确切地说他是找我父亲的。他父亲没有去世之前,他总是推着坐轮椅的父亲一块儿来。七年前他父亲辞世,他就每年独自来。李诵是老家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性格温和,为人谦逊,懂得礼数礼节,就是长得消瘦,每年来都拎着水果或者老家的土特产,说是给我们尝尝正宗的野味。他的一番好意,我们不好推辞。

去年元旦他来我家,我就觉察出有些不对劲。

妻子周珊珊给李诵斟了茶,然后挨着我坐下。我们适才聊天聊进了死胡同,绕不出来了。周珊珊用手肘捅捅我的肩膀,示意我说话。

我告诉李诵,我爸去世半年了。李誦听到这个消息,显然有些失落,但不知是替他父亲还是替我父亲。他双手抱着后脑勺,脑袋埋在消瘦的两臂之间。他的年龄不大,大概三十五岁,面容稍显沧桑,额间皱纹起伏,就像五十多岁的人了。他埋头的时候我才看到,他的头发长得稀疏,秃顶的痕迹显而易见,看长势正逐年走向荒凉。

据我所知,李诵的家庭并不宽裕,他有十年的教龄。在老家小镇,他家的生活过得算一般,夫妻俩的收入能撑起一个新家。上一次进城来,他告诉我说,他老婆生二胎了,是女儿。回镇上的那个下午,周珊珊也遵了乡礼,给李诵封了一个红包,说是给孩子的,但愿她健康成长。李诵没有要。

李诵抬起头,取下鼻梁上的眼镜,两个微红的印痕凹陷下去,像两个脚印。他团起衣摆的左角来回擦拭两圈镜片,再弯着食指拭了拭眼角,眼珠带有攀缠着的血丝,混浊的目光在茶桌上游离了几秒,眨了眨眼,再把眼镜架到鼻梁上。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想要给他一些慰藉。他的肩骨很细,感觉摸在一截失去水分的竹竿上,像是随时都会因为支撑不住身体而垮掉。他不吭声,端起茶杯啜了一口。

去年元旦,李诵很早就进了城,却在我家小区的楼下徘徊了许久。周珊珊从窗户里瞄到了李诵,她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医院通宵值班。我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父亲生前的努力,升职到了妇产科室主任。父亲离世之后,我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精益求精,算是继承了他的事业与遗嘱。

1980年代中期,我记得是1986年,父亲是镇卫生院的名医,而且还是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当年很拥护计生政策。他的小组成员个个都是精兵良将,逮谁去结扎就能逮谁,下手敏捷从来没有漏网之鱼。李诵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擒住的。李诵的父亲唤作李唐,人称老李。那时,老李在堂屋后的柴寮里躲了三五天,最终还是被逮住了。两个力壮的年轻人把老李绑进车厢,直接押进卫生院,捆在手术台上。我父亲换上白大褂已经等候多时,像是要替国家除掉祸根似的。

后来据父亲回忆,他担任副组长那四年,经手结扎的男男女女,统共有两百多号人,基本占了当年一条村的人口。他熟稔的操刀技术,手起刀落几乎没有给谁留下过后遗症,而老李却是个意外。

老李残废了,下半身瘫痪,终生不能走路。

李诵放下手中的茶杯,弯着食指顶了顶眼镜,你爸就没有话留给我吗?

几次临别,李诵总是问我这话。那时父亲尚在人世,我不敢隐瞒,不敢擅自作主,依着父亲的脾气,他犟得很,三十多年来都没说句服气的话。如今他撒手辞世,再听这话就让我感到心酸,更加不敢欺瞒。也许李诵来之前就预料到,父亲拒绝与他见面。

老李是在2012年冬至那天去世的。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在医院值班室接到李诵的报丧电话。他忍着丧父的悲痛,语气断断续续,只说了两句话就停顿了五分钟。我安慰他,节哀顺变。他没再吭声就挂断了电话。

老李已经去世多年的消息,我一直瞒着父亲。父亲也不过问。去年李诵来,我照例领他去看父亲。俩人一路上几乎沉默,谁都没有主动说话,只顾闷头往目的地走。他走路时总是低着头,背有点驼,双手下垂,目光寻着地面,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靠得近些,我能听到他的喘息声,一呼一吸的间隙,发出微弱的嘶哑声,像有一团棉絮充塞在肺里,一伸一缩,嗬嗬声便不断传来。我就此问了他几句。原来李诵患有哮喘。他父亲老李也患有哮喘,是老哮喘,更是老烟民,不抽烟就要剥层皮似的,抽起烟来似要夺去性命一般,撕肝裂肺。前些年,他跟老李来我家,出于礼貌,我当然给他们派烟。老李虽然下身瘫痪,但只要那两瓣干裂的嘴唇还能夹住烟蒂,他就不放过享受一刻的机会。李诵劝他少抽,他不听,照抽不误。我给李诵递去一根中华,他礼貌地推回我的手说,不抽烟。

去年,我还是给李诵派烟,他抽了,嘴唇夹烟的样子很像老李。

当年,父亲的失误导致老李的瘫痪,李诵的家人在卫生院大闹了一场,传得镇上沸沸扬扬,很多人对结扎一事很担忧,生怕落个像老李那般惨样,后来卫生院赔了一笔赔偿金,息事宁人了一段时间。过去不久,老李改变想法,把罪责归咎在我父亲身上,于是两人纠缠起来。再往后,镇上搞发展,原卫生院被拆,新的卫生院落成挂牌。我父亲被调任进穗城的大医院,我家就搬到了市区。

照例地,父亲又一次拒绝见李诵。

我摇摇头说,我爸没有留下什么话。李诵手里的茶杯迟迟没有放回到桌上,像是随时都要喝一口。此时,他身体一拱,轻咳了几下,杯里的茶水漾了出来,本来以为只是轻咳,可是接下来变成了猛咳,像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的手一松,茶杯掉到了地面上,幸好茶桌下面垫了一层地毯,杯没有摔碎。李诵咳得很痛苦,一声比一声凶猛,身体颤动出来的幅度愈来愈大,像是随时随地要坍塌似的。

幸好他随身带了药,吃过药之后,李诵躺进了我儿子的卧室。他脸色寡白,颧骨凸起,宛如两座光秃秃的坟头,嘴巴还在喘着粗气,像是跑了一场百米冲刺比赛。没到终点,人倒下了。我拉下酒糟色的窗帘,房间瞬间就黑了,只想让他先休息一会。刚要转身走回客厅,李诵就唤住我。他很虚弱,有气无力,说,我只躺一会,下午还要坐车回去。

去年元旦的天气令人舒畅,不像前年那么烦恼。前年还落了场冻霜,给本是凋零的山岭添加了更加浓厚的惨淡色彩。李诵还是照样进城了,结果依旧一无所获。他耐着性子,照原路返回,该回学校上的课一刻不能耽误。

我费了些口舌,最后才劝住他,留在我家过夜。他也浑身乏力,扛不住了,一觉睡到晚上。周珊珊已经炖好了汤,端上了饭桌。我刚想进屋去叫醒他,忽然房门嘀嗒一声,开了。李诵换回了自己的衣裳,黑色棉袄下摆还露出灰色的秋衣衣角,他掖了进去,呆愣地站着。

周珊珊炖的是山药汤,李诵带来的。老家的土壤比较肥,生出来的茎粗且结实,有小臂般大。李诵带了七八根进城,像是对我们无偿地贡献。他嘴里不说,我们都心知肚明。我曾经劝过父亲,放下他那廉价的自尊,放下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也没用,父亲越老越顽固,思想越僵化。

吃饭期间,我忽然问起李诵他家后来的状况。猛然回想,原来过去那么多年,我没有问过他家的生活。只知道他在中学当历史老师,老婆也是同校的老师。我见过李诵的妻子一面,就是老李去世的那一次。我瞒着父亲,特意回去了一趟。去奔丧的人都是他们家附近的亲戚,远房的人都没来。或许外人就只是我一个。灵堂设在老家一间废弃的瓦房里,横梁上结着密集的蛛网,天窗是透明的,一束亮堂堂的光倾泄在老李的尸身上。没有哭声也没有哀乐,一切都过于安静,像在凝固的时间中完成送葬的仪式。来奔丧的人逐个轻声慢步进屋上香,然后坐回屋前的空地上,挨着低声交谈。我也不能免俗,进去上完香就出到门前找个木墩坐着抽烟。李诵出来跟我打过招呼,他的妻子也跟着出来了。或许他妻子刚哭过,眼眶还是红的、湿润的,她的个头跟周珊珊一般高,靠近人中有一粒绿豆般大的黑痣。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了,微微隆起来的肚子被厚实的羽绒服遮掩住,像是怕被外人看出破绽。

所以当李诵说她老婆生了二胎时,我的心里也生出了无以名状的欣慰,算是弥补一些无法偿还的亏欠吧。

后来李诵告诉我,结扎失误致人残疾一事,卫生院赔偿给他家的数额并不多,而且还是催促了数次才催到账的。其实那个时候,老李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起诉我父亲,可是老李没有这么做。李诵说,那样做的话,事情就更加复杂了。他懂得这件事背后的理儿,所以想要私了吧。

在那个严抓计划生育的年代,生育一孩之后,男女接受结扎成了他们天经地义的任务,谁的反抗谁的逃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类似他父亲那种遭遇的案例并不多见,大部分人能安然无恙地走出卫生院,只是刚走出医院会觉得身体里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者塞了什么魔圈在里面,走路的姿势有点一瘸一拐,会不自觉地稍微岔开双腿,捂着裤裆,担心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周珊珊收拾完饭桌上的碗筷,端进厨房。我跟李诵坐到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他还是少言寡语,不像是个老师,目光呆滞地看着电视屏幕。我不停地调转频道,想选一个娱乐的或者是内容愉快的节目来缓解一下氛围。可是我的手指却在不停地按下,再按下。

你的孩子呢?李诵忽然问我,他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客厅,像在家里寻找自己孩子似的。

去他朋友家了。我說。

上大学了吧?

刚上,在家里待不住,心野了。

什么专业?他看着我,问道。

跟我一样,学医的。

他轻声地哦了一声,没继续往下问,从裤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给我递了一根。我说,你有哮喘,少抽。他笑了笑,那只手僵在我眼前。我接了烟,习惯地把它夹在鼻尖闻一闻。烟味很淡,像是受过潮,烟丝里还杂有中药味。

纪录频道在播放《人间世》,或许出于职业认同的意识,我从视频中找到了存在感。

李诵支着膝盖站起来,目光没有看向电视屏幕,像是有意避开似的,往窗边走去。夜色浓稠,没有月光,车辆的喇叭声传了进来。迎着冷风,李诵又捂着嘴咳嗽了几声。显然的,他在竭尽所能地忍受着身体的颤抖,结果撑得他的身体一起一伏,投到我眼前的影子也跟着颤动起来。

周珊珊终于忙完了厨房里的事务。

吃些水果吧。她端出水果盘,上面摆好了一瓣瓣切好的苹果,摆成了绽放的花型,她总是这么摆。李诵转过身来坐回沙发上。

那个晚上,儿子的房间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咳嗽声。

元旦后的第二天,天气有些骤变,阴沉沉的,像是要降雨了。李诵很早就起床收拾好床铺,说要准备去车站买票回去。周珊珊快手快脚地在厨房里弄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稀粥加煎蛋,让他吃完了再回去。他推辞说没有胃口。他的脸色很难看,就像那天的天色一样苍白无血。李诵说他一晚没睡,精神恍恍惚惚的。

我家小区距离车站不远,步行时间大概二十分钟。他提着背包就开门下楼去了。我追到楼下,提议送他去车站。

我住的小区靠近郊区,前面有一个人工湖。我经常在环湖的绿道上晨跑,已经习惯了早晨的宁静,那个时刻,我听不到城市的喧嚣,只有路旁的紫荆树与我形影相伴。绕着绿道徒步两公里路,就是市汽车站了。我引着李诵走进湖边绿道。

我故意放慢脚步,聆听着紫荆树叶的婆娑声。树枝上挂着红色的灯笼,就像一朵朵巨大的紫荆花。冷风拂面,不觉地打起阵阵寒颤。李诵瑟缩着,收紧了棉袄,把拉链拉上,从背影来看,他就像一根朽败的木桩。最后一次见过老李,我的印象中老李就是这么一副残身,他歪斜着没有完全败坏的上半身,喘着粗气,靠着轮椅,就像躲进一辆婴儿车里,两颊下陷,衬出颧骨的高度,突兀得令人不忍直视。那会儿,我似乎在李诵的身上看到了老李败坏的活影。

我双手插着裤兜,瞭望着湖面,说,你家要是遇到什么困难,我能帮忙的,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李诵不吭声,不知是否听到了我的话。他提了提背包,耸身的那个瞬间,让我的心头不禁随之一颤,像是生怕背包太沉,压垮了他。我多多少少理解了李诵,他不会轻易寻我帮忙,或许永远都不,骨子里有点倔。我给过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偷偷往他的背包塞进一个鼓囊的牛皮信封。我这么做,一来是个人意愿,二来是想给他家些许补偿,可是最后他原封不动,悉数退还。可能这种突兀的行为冒犯了他的自尊,他在电话里头拒绝得相当果断。

你心里清楚,我家这么多年来想要的是什么。李诵的声音在风中嗡嗡地响。

是啊!我当然清楚,也清楚这句话的重量。毫无疑问的,因为上辈人的事,我们两家人相互纠缠了三十年,细数起来,三十年真是太漫长了,漫长到足以改变几代人的命运。如今他们纷纷辞世,也未得从现世凡事中解脱,却将责任落在我们这辈人的肩上,终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我想,无论是喜是悲,对于我都谈不上关系了。儿子出生之后,我狠下心做了榜样,没让父亲操心,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前年周珊珊开玩笑说,如果我没有结扎,她还想要生个女儿,她不怕做个大龄孕妇。我只是抿嘴一笑,没有吭声,放下手上的书,坐到客厅沙发上,漫不经心地调转电视频道。

李诵的老婆喜得二胎,这该是喜事。

孩子在家都健康吧?我问李诵,故意岔开那个话题,说,在老家上学都免费么?

都挺好。孩子还小,明年才到念书年龄。李诵说道。

阴冷的风打着旋儿扑面袭来。李诵伸手翻起棉袄的衣领,将脖颈完全裹住,再把拉链拉到最末。那样子看起来,他的一截脑袋就像埋进了棉袄里。他的嘴唇抵着链口,遇到干冷的风就容易开裂,露出鲜红的血丝。他捂着胸口又一阵猛咳,有种停不下来的趋势。我赶忙扶着他坐在绿道的木凳上。

他弯着腰,脑袋抵着膝盖,左手还捂着胸口,像是很痛苦的样子。这时候,我听到他的抽泣声,断断续续,像裹在风里,在我的耳边打着旋儿。

你不能总是提到我的痛处,李诵啜泣道,他抬手抹了抹眼角,声音也嗡嗡的,三个月前,我女儿患白血病走了。

我闻声一颤,像触电似的,把搭在他肩膀的右手缓缓地抽开。我没有听他说起这个不幸的事。倒是在三个月前,李诵确实给我打过电话。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正在准备给一个孕妇做手术,情况危急,需要给她剖腹产,所以没有接听他的电话。几个小时之后,手术结束,母子安然无恙。我回到家之后回拨了他的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听。我也很快忘记有过那个电话了。

突然听到李诵说女儿得了白血病去世,我又回想起那个没有接通的电话,浮想联翩。如果我及时接听了他的电话或者他接听了我的回电,那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我能帮上他,把女儿救回来吗?能帮上那个在自由生育的年代降生的小天使吗?我这样冥想着,心里不禁生出了负罪感。

他站起来又收紧了一下棉襖,仰头做了个深呼吸,两手抓着胸前的背包带,默默地往前走。我紧跟他的脚步,却不敢与他并肩走。我看得出来,他还在跟悲痛做斗争。人到中年,经受这种打击,换做谁都几近在崩溃的边缘。

我再次把手从裤兜里抽离,没有掏出准备好的信封——没错,我跟周珊珊商量过的,决定再给他一些实际上的帮助。但是那一刻,我又动摇了那种补偿的念头,怕再次冒犯他。我能补偿他,可是谁能补偿他父亲与女儿呢?

是啊,李诵心里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

市车站就在湖的尽头。时间尚早,人影稀疏。不过来绿道上晨跑的人却陆陆续续多了起来,看到面熟的就打个招呼,面生的就相互对视一眼。与我迎面而来的人,他们的目光更多投在了李诵的身上。我不知道原因,或许他还在抹着眼角的眼泪,又或许是他们看穿了他的悲痛。

前面就是车站了。我走上前指给他看。

就送到这里吧。李诵侧了一下头,说道。

车站广场人也多了起来,加上天气阴沉,催快了他们进出站的步伐。一个低头玩手机的年轻高个子与李诵擦肩而过,碰得他的身体趔趄了一下。他心不在焉,没在意,挪了挪斜下去的背包带。高个子侧目着他,嘴里咕噜了一句粗话。我追上去,与他并排走上台阶。

在售票窗口买票的人不多,旁边两台自动取票机却排着长队。李诵把背包挪到前面,解开拉链,翻开一件衣服的内口袋,从中搜出一个钱包,黑色皮革的,褪了色,略显粗糙,但看是有些年头了。他手指夹着钱包要找身份证,钱包里还塞着几张过期的火车票,忽然那张他抱着女儿面对镜头欢笑的照片撞进我的眼帘……

我跟着他进了候车室。他把背包放在右边的座位,一手搭在上面,然后端详着手里的车票,像是跟以前的有差异似的。我坐在他的左侧,靠近检票口,双手支着膝盖。裤袋里的信封顶着我的腿痒痒的,我不敢将它拿出来。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周围飘荡着方便面的气味。坐我背后的那对中年夫妇正在吃泡面。虽然家对面就是车站,可是我极少坐车远行,我的半个人生都在这座城市里兜兜转转,没有怎么离开过。我比较熟悉车站之外的气味。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做。李诵终于说话了,但这话显然有些突兀。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他,不知怎么跟他接话。难道他指的是经济补偿?场面有些尴尬,他的自尊心还是很强,不容侵犯。果真如此。

我很感谢你的好意,可是我来不是向你家讨要施舍的。李诵补充道。

他的目光正望向玻璃门外面。一辆客运汽车离站,另一辆就进站了。一拨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钻进车厢。那一刻,我想像着李诵那些年从车厢里钻进去又钻出来的情景,或者还得找人搭把手抬下老李的轮椅。无论落霜刮风,还是天朗气清,那个场景始终不变。

李诵,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尽些绵薄之力。代我爸,也替你爸……我忽然顿住了,嗫嚅着,都是上一辈人的事,都过去了,你多些考虑你的老婆儿子。他们或许不想承受这些压力呢?我就像兄长一样耐心地劝诫一个执拗的弟弟。

李诵微微苦笑了一声,把头别过去,瞅向外面。一个女人被拦在了检票口,她身旁站着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女人误车了,她要乘坐的班车已经离开了车站。检票人员阻止她过去,于是发生了争吵。小女孩拉着母亲的衣角在哭,哭声很清脆。这时,玻璃门开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进来向女人耐心地解释。

一股过堂风顺势刮进候车室,迎面袭来。

李诵捂着嘴又猛咳了一阵,手里的车票掉到地面上,被风刮进座位底下。我弯下身去捡了起来,递给他。他半握拳的手留有血迹,是刚从嘴里咳出来的,他伸出食指与中指夹住车票塞进了胸前的口袋。他微微斜仰着脑袋,凸起的喉结上下滚动,好像在吞咽着什么。末了,他做了个深呼吸,好让浑身舒坦些似的。我能听到他的滞重的呼吸声。

有些事情,谁都不能替代谁去做。不是吗?如果可以那样的话,我们又何必当初呢?李诵说道。他把搭在背包上的手收拢了,支着膝盖,双手搓了搓脸,像是在让自己更加清醒。

女人去改票窗口改票了,回来坐在了我的旁边。我瞄到了她的车票,跟李诵是同一班车,目的地也相同。她把小女孩抱到膝盖上,目光越过我,瞅着李诵,像是跟他相识似的。女人的圆脸上,靠近人中的地方也有颗黑痣,跟李诵的老婆很相像。

检票上车了。跟往年那样,我们没有互道告别,就像他的到来也不会提前打招呼。我们都习以为常。

女人跟在李诵的身后。他们在交谈,我听到女人称呼他李老师,他只是侧着脑袋,似听非听,目光一直落在那个小女孩的身上。如果他的女儿没离世,应该就是这么大吧。

我靠近玻璃门,看到他佝偻着身体钻进车厢,缓步经过通道,坐到车尾靠窗的座位。他没有朝我回头看,坐稳后便把头抵着玻璃窗望着外面,像是陷入了沉思。我的心头忽然浮起一阵酸味,想要替父亲捎去一句话,可最后却什么都没说。

巫宏振,1990年生于广东英德,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见《作品》杂志,豆瓣网等。先后毕业于肇庆学院,中山大学。现住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