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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编辑”与“皇二子”

时间:2020-03-22 分类:读书文摘

张昌华

旧上海滩历来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冒险家的乐园,因而新闻多、八卦多,报纸也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报馆林立。据资料,高峰期达七百家之多,十九规模很小,甚而只有“光杆司令”社长、总编辑的小报。在林林总总的小报中最为杰出者被称为“四金刚”:《晶报》 《金刚钻报》 《福尔摩斯报》 和 《罗宾汉》。这四家又以 《晶报》 为龙头,她创刊于1919年3月3日,因三日出一张报,故取名 《晶报》。她风光了十年,时至1930年前后改为日报,内容大而空,改版后江河日下。及至抗战军兴,读者严重流失,上海沦陷后,名噪一时的 《晶报》 烟消云散,画上了句号。

《晶报》 当下已鲜有人提及,然 《晶报》 的创始人余大雄却是个人物。他头脑灵活,点子多,嘴甜、手快、脚勤,终日奔走于市井坊间与名人雅士之林,能获取他人莫及的好稿子,上海滩报业同行送他一个雅号—— “脚编辑”。余大雄是安徽人,曾留学日本。他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不畏风险、敢于拼搏的徽骆驼精神,在报业留下不少有趣的轶事。

旧上海滩有条望平街 (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到南京东路一段),俗称报馆街。《天铎报》 《民主报》 《中华民报》 《太平洋报》 《民国新闻》 《神州日报》 《上海画报》 和 《晶报》 等十多家报馆先后扎营于此。1919年,不经意间冒出的小 《晶报》,竟与执沪上报界牛耳的老 《申报》 分庭抗礼。每日清晨,望平街报贩云集,喧闹异常。小报贩们走街串巷吆喝:“老 《申报》 要?”“小 《晶报》要?”不绝于耳。老 《申报》 确实“老”,创于1872年,至史量才接手,资本几百万,采编人才济济,日发行量窜至14万份。小 《晶报》 所谓“小”,系指页面小,且没有独立发行户头,最初是夹在 《神州日报》 中的附页赠送品。初创时的社长、主编、编辑均由余大雄一人担当。一个印刷工守着一台老式平板印刷机、一堆断腿缺胳膊的烂铅字而已。论资格、讲实力、谈影响,若把 《申报》 比作现代航母,则 《晶报》 充其量只能算一叶小渔舟,不可同日而语。令人刮目的是,不意间小渔舟敢于和大航母抢风头,这不能不功归于余大雄了。

《神州日报》 是民国元老于右任创办的,旨在宣传革命。其后几经易手辗转为余大雄接棒,由宣传革命易帜为纯商业性报纸,日发行量不足千份,岌岌可危。余大雄锐意改革寻求突破,想出一个随大报送小报的办法,为 《神州日报》 打开销路。《晶报》 内容是“内幕新闻”和“文艺杂碎”,以消闲文字为主打,充作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满足市民读者猎奇的心理。试刊后,大受读者欢迎。当 《晶报》 发刊之日,《神州日报》 销量就会陡升,如十五大潮;反之,潮落滩出。余大雄突发奇想,“舍本求末”,他把 《神州日报》 的编辑事务委托给编辑部主任吴瑞业统管,自己一心打理小报,并将 《晶报》 从母体分离,自立门户独立发行。这一“变法”,使 《晶报》 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滩林立小报中一枝独秀的奇葩。

余大雄办 《晶报》 的诀窍是人弃我取,坚持三个原则:一、凡各大报所不敢登的文章,《晶报》登;二、凡各大报不屑登的,《晶报》 亦愿提供版面;三、凡各大报不便登的,《晶报》 无忌。台湾学者杨炼评论说 《晶报》 的立场是:“不畏强暴,不弃细流,不徇情面。”

余大雄没有背景,他的成功是凭自己的智慧、胆识和勤奋。当然,他有他的独到之处,《晶报》 报头两个字系范君博所书,作北魏体,很醒目,颇似清道人 (李瑞清) 所书。每篇文章的标题,均用作者原稿的手写体制版,别致、风雅。

南通状元张謇,在民初是灸手可热的人物,有钱有权也有势。南通“绣圣”沈寿曾为慈禧太后赏识,被任为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其丈夫余觉(字冰臣)是举人出身,任绣工科经理。后沈寿应张謇之邀到南通办“刺绣学校”并任校长。这期间张、沈两人诗词唱和不绝,相互倾慕,产生了情感纠葛。东窗事发,余觉不堪羞辱,悲愤中写了篇《余觉痛史》,揭发张謇是如何“借势霸占”沈寿的。余氏文章写得精彩,还把张状元写给沈寿的“情诗”用相片制版纳入文稿中,铁证如山。余觉求遍上海各大报,他们碍于为尊者讳,无一愿刊。余大雄敢吃“螃蟹”,全文连载,《晶报》 发行量一时扶摇直上。张謇深感头痛,因事实俱在,也只好忍气吞声。

据说 《晶报》 不发稿费 (一说报酬低),有资料说徐卓呆为 《晶报》 写了一年的稿子,岁末,余大雄只送他一副月历牌。但袁克文、张丹斧、周瘦鹃、包天笑、邵飘萍、陈小蝶等一大批名人仍喜欢投稿,他们大概借此彰显自己的名士风度。

余大雄办 《晶报》 之道是“三有”:“有胆”,即胆识,敢言他人之不敢言;“有料”,即猛料,爆炸性新闻;“有趣”,请有文采的高手烹制。

袁克文 (1890—1931),字豹岑,也作抱存,號寒云。袁世凯次子,生母系朝鲜金氏,生于汉城。人称“袁门子建”,位居“民国四公子”之首。他温文尔雅,举止潇洒,不留胡须,鼻架眼镜,头戴六合帽,帽上缀一颗浑圆光莹的明珠,身着长衫,胸佩汉玉。手执烟袋,一身五彩斑斓,透着北方宦家子弟的风姿。克文以笑傲公侯、诗酒风流、命途多舛名世;又凭文思敏捷、才华横溢,集诗文书画、戏剧、鉴赏于一身闻达。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是他为世间留下的千古绝唱。

1915年敲响帝制锣鼓的是“筹安会”杨度一伙,卖力最勤的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1870—1958),他早有当嗣皇帝的野心。为制造帝制的舆论,强奸民意,伪造了一张 《顺天时报》 蒙蔽其父,推波助澜把袁世凯推上了帝座。后来,当袁世凯发现被骗,气愤得鞭打袁克定,骂他“欺父误国”。袁克文早在筹谋恢复帝制之初,就在文友中表示反对,试图劝阻。他作 《感遇》 遣怀: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不料,此诗为袁克定耳目窃得。袁克定如获至宝,认定末两句是反对帝制的“罪证”,向袁世凯举报。是时,那张伪造的 《顺天时报》 把戏尚未被揭穿,袁世凯正在做皇帝梦的兴头上,一怒之下,把克文软禁于北海。克定、克文兄弟俩如参星和商星,矛盾越来越深。加之有人挑拨离间,说克文有“储君之谋”,克定即扬言:如克文与他争位,他要杀掉他。克文如履薄冰,他想起历史上为争皇位手足相残的教训,不寒而栗,遂请袁世凯按前清惯例,赐封他为“皇二子”。袁世凯允后,克文便刻了方“上第二子”章,随处盖在书画中,有意示于众人,表示自己无意争王,希望老兄放他一马。

袁克文本无心问政,至此索性退避三舍,更加“名士”起来。他一边钟情与文友们对酒当歌悦心,一边醉心于裙钗胭脂娱身,飘零京、津、沪,落足于烟馆、牌桌、古董铺以至烟花柳巷。

袁克文一生不改纨绔子弟挥金如土的陋习,他染上阿芙蓉癖后,非印度的“人头土”“马蹄土”不吸,每日烟资须二十块大洋。一次在上海法租界南城信烟馆见一枝虬角象牙饰湘妃竹烟枪,问老板价几何。老板说三千大洋购的,有人相争,他出手五千收归己有。十六岁那年,有戚友赠法国香槟四瓶,他独酌于室,一下咕了两瓶,“为生平第一大醉”。袁世凯死后,他作沪上游,一下挥去60万两银子,回京后气得徐世昌要敲断他的腿(袁死前托孤于徐)。

克文精音律,尤擅昆曲。清末便与溥侗、梅雨田 (梅兰芳伯父) 等人组织“音乐会”,初只清歌雅聚,后索性粉墨登场。克文青年时代工青衣,中年发福改为丑角。作为昆簧名票,袁世凯刚死,他即要登台演戏。总统冯国璋托人带信劝阻,他竟说:“我唱戏他管得着吗?”克文与梅兰芳、俞振飞是至交。梅兰芳亦曾邀其同台演 《洛神》。

克文人缘好。喜结交、换帖、拜把子,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均有所交。他是青帮“大”字辈,论帮中辈分,克文比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还长一辈。有人分析,他当时因处境险恶,藉此护身保出入平安。他还开香堂收徒,门生数百。

寓沪岁月,克文曾出面牵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并被推选为主席。包笑天、周瘦鹃、严独鹤、钱芥尘等沪上名流60余人出席。克文还与步林屋等发起全国伶选大会,演艺圈名角纷纷报名选美,还煞有其事成立一套班子,也由克文出任会长。白云苍狗。袁克文由袁府的“皇二子”,摇身青帮大爷,潦倒到落魄的文人,也就二十多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世态炎凉,身心交惫。某日忽然顿悟,皈依佛门。

袁世凯死后,家族析产,克文凭兼祧二房,得了双份。然夫人与孩子长期与他分居,剥去部分。他囊中虽丰,可鸦片瘾大,又恋青楼,白银如流水。好在那时每月尚有灰色收入,河南焦作福中煤矿经理是老袁旧部,月奉干薪600元,倒衣食无忧。1927年,北伐军打到河南,矿主易手,财神倒了,他就日坐愁城,惟典卖家中的老古董度日。寒云迫不得已折断烟枪,服浦应仙戒烟丸。不知何因一戒就灵,人也胖了,精神也好了。“衷怀快甚,知从兹烟瘾断矣”,克文即被商家看中,请他在 《晶报》 上做戒烟活广告,还配上雍容满面的照片。因名人效应,浦应仙戒烟丸销路大畅。老百姓索性称克文为“浦子灵”。余大雄就是在此时与袁克文结交的。

余大雄认为袁克文的名字,就是一张金名片,决意傍这位“皇二子”为 《晶报》 撑台子,不吝礼数,大展脚功夫,跑断腿,磨破嘴,亲躬叩访,殷勤趋奉,“钓”住了袁克文这条大鱼。1919年,《晶报》 辟“三日一人专栏”,请社会名流题字,余请袁题“谈天雕龙”,请袁夫人刘梅真题“董史齐谐”,大光 《晶报》 门面。润笔自然从丰,余大雄亲送府上。此后,余大雄邀稿、取稿、送酬,进出袁府踏破门限,遂得“脚编辑”的雅号。

《晶报》 独立门户后,余大雄是发行人,主编是张丹翁 (丹斧),徽号“文坛怪物”,与袁克文、包天笑等五报人被谑称为“五毒”。这张氏不仅文采斐然,而且是古董鉴赏家。浑身上下缀着古玉,行走时叮当作响。“翁”是老之谓,丹与红同义。故张恨水戏称他是“通红老头子”“赤佬”,他不介意。其人潑辣,也是个有个性的角色。

因袁克文目睹身历家国沧桑事,余大雄、张丹翁邀约袁克文撰文揭秘。袁氏应诺写 《辛丙秘苑》10万字,报载毕结集出书。“辛丙”即从辛亥(1911年) 到丙辰 (1915年) 间,以揭秘方式,描写这五年间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暗杀宋教仁、赵秉钧之死、北京兵变、谋筹帝制、蔡锷出京、熊希龄取宝、拯救黎元洪等等。从以后的成文看,应承认这里面有不少是独家秘闻,颇具史料价值;也有袁克文“子为父讳”、为袁世凯辩言,歪曲历史的文字。

袁克文是瘾君子,嗜鸦片如命,终日缠榻卧吸,吞云吐雾。郑逸梅说,他古董书籍堆置枕畔,肥猫二头,呼曰“大桃”“小桃”,跳跃于被褥之上,……袁克文晚饭后过了鸦片瘾,精神十足。是时,寓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侃大山。余大雄为了拉稿子,常混迹其间。袁氏写字,余为其研磨抻纸,袁氏吸烟,余为其点火奉茶,袁氏聊天,余陪他扯山海经,鞍前马后一如侍仆。袁氏高兴时写几段,时断时续。余大雄往往枯坐一两小时,那坐等取稿之窘,一如捧鸡屁股等鸡下蛋。一俟袁氏在文末画上句号,余大雄马上叫黄包车赶回报馆发排。

《辛丙秘苑》 一见报,顿时吊起读者的胃口,《晶报》 的发行量节节攀升,余大雄甚是兴奋。可到第十六期时戛然而止,袁克文“拉乔”了。原来主编张丹翁藏有一东汉熹平元年朱书匋 (陶) 瓶,那“瓶高强及尺,丹漆书文,凡字一百又一,咸道家言,为陈初敬志塚墓者。书作草隶,飞腾具龙虎象。文韵而古,简而趣,汉人手迹,诚大宝也”。(袁克文 《易瓶记》)。袁氏早垂涎三尺。君子不夺他人之所好,写稿之初难以启齿,刻下,他想把玩,实在忍不住,就以此相挟了。他提出不要稿酬,以此匋瓶交易。“秘苑”一停,《晶报》 销量立即下滑。余大雄急得团团转,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张丹翁苦苦相商。张为人通达,也为报纸计,表示愿意忍痛割爱。为保证连载顺利,袁、余、张三方谈判,约法数章。大意为,张愿出让匋瓶,袁必须在100天内撰毕10万字。余愿开最丰稿酬给张,以抵充匋瓶之价。为了互相制约,又订袁氏为显诚意,须将家藏三代玉盏、汉曹整印、苏轼砚台等藏品质押于张。俟袁在100天内完稿后璧还,逾期议罚。三方都承诺。余大雄心想,袁克文嗜宝如命,自己的三件宝物质押在张处,他一定会如期完稿,取回宝物的。袁克文终将匋瓶弄到手,欣喜若狂,还作《易瓶记》 记录这件趣事。三人皆大欢喜。可“皇二子”毕竟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做事喜虎头蛇尾,曾有 《蛇尾集》 自谑。他天性疏懒,相关资料说他,煮字疗饥时也从不肯多写一字,够吃够用就懒于动笔,以至最后死时,全部家当只笔筒里存的五块 (一说二十元银元),殡葬费还是友人资助的。

俗称好事多磨。《辛丙秘苑》 连载到第二十八期时,又节外生枝,袁克文突然毁约罢工。原来袁克文的如夫人唐志君的妹妹去世了,宠妾唐志君提出要索回那三代玉盏斟酒,祭奠妹妹。袁遂向张索那只三代玉盏,张以袁未竟稿为由拒还。原约定交稿日限已到,张频频催稿。袁不睬,云玉盏不归,“秘苑”不续,竟折断笔管示威。于是袁、张两人打起笔墨官司,各自抖落对方的糗事。这难坏了、也急煞了余大雄。报纸断炊,余不得不低声下气,一面分别向两位爷磕头作揖,一面费尽口舌,乞请一位巨商帮忙,贷了一笔巨款,才满足了袁克文和张丹翁的要求。余将款付给张丹翁,预先偿还了匋瓶的时价,又把质押在张处的三代玉盏还给袁克文,而另两件宝物则典押给那位巨商。袁、张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满足,两人又重归于好,袁克文复又提笔,“秘苑”又现《晶报》,报纸的发行量复又回升。

再说,当年余大雄要见袁克文也非易事,必须得过唐志君和其兄唐采之这一关,不知花了多少“买路钱”。真是一稿得之谈何容易,唯有编者寸心知。

余大雄,一个编辑家的智慧、胆识和那份敬业精神当令人起敬。

1931年元旦,袁克文猝死,得年四十二。当时他的门徒从他的笔筒只找出五块大洋,出殡那天,葬仪隆重,送行的亲朋好友及帮内徒子徒孙,以及津门军政要员、官商巨贾计达4000人之众。竟有数百名烟花女子,头系白头绳立成方阵于中。挽联锦簇,列在最前面的是前大总统徐世昌送的匾额。最醒目的则出自于右任手笔,联曰:风流同子建,物化拟庄周。

民国青天那片云,就此烟消云散。

(选自《档案春秋》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