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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脱贫理论”与中国精准扶贫“不谋而合”

时间:2020-01-09 分类:意林·作文素材

在以前,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观点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源,只要给他们资源,他们都能摆脱贫困。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全世界扶贫也有这么多年了,有些地方的贫困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而这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不一样,他们随机把人(学生、教师、农民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对实验组实施某种政策干预,再和对照组进行比较。比如打了蛔虫和没打蛔虫的两组孩子进行比较,就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童年打过蛔虫的肯尼亚孩子,比不打蛔虫的孩子能多赚20%。比如在印尼农村做实验,定期给一组人加了铁元素的鱼酱吃,一组没有,经过几年后发现,铁元素的补充让人工作更努力,收入也增加了,买一年的加铁鱼酱只要7美元,补铁后一个男性一年收入可以增加46美元,可以极大地加快财富的累积速度。

他们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不去提前打蛔虫,而要等到生病才花钱治病呢?为什么在买食物的时候不买有营养的加铁鱼酱,而是要买味道好吃的呢?营养不够,工作效率怎么会高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有有效地把资源用在自己和家庭的发展上。”

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怎么看都和诺贝尔奖这个奖项应有的含金量不匹配。因为类似的事情,中国早就已经做过,而且早就有充分的成功案例和经验。

一、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扶贫路要走多久

印尼有一个名为伊布·艾姆塔的村民,靠编织竹篮为生。但是,她的丈夫不幸生了眼疾,她借了40万印尼盾(200元人民币左右)。然而,她只将其中的10万拿出来买药,剩下的30万拿出来购买食物。可是这笔钱不够把病治好,她丈夫的病一直好不了,没办法出去工作,一家人欠的钱就越来越多。

诺奖得主对此的研究结果是:“与有钱人相比,穷人没有预防疾病的意识,他们宁愿病了之后花大钱治病,也不愿意采取预防措施。”

非洲人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很多家庭深陷贫困,很大的原因便是他们几乎没有接种疫苗的习惯,导致各种传染病横行。诺奖得主通过在贫困地区的观察发现,即使疫苗成本已经有效降低,但穷人仍不接种。

诺奖得主挑选120个村落进行随机对照实验,把这120个村落分成三组,第一组完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第二组村落采取极少量的干预措施进行推动,第三组村落干预措施强度更大。通过实验结果发现,只需要极少量干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能获得明显提高,而强度略大的村落接种率居然能够达到37%。

說白了,只要政府推广一下,疫苗接种率就能提高。类似的事情,中国早就发生过了。共和国成立初,中国不仅贫困,也是世界卫生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口预期寿命只有35岁,比世界平均的50岁足足少了15岁。1951年,中国有6万人得了天花。1952年,麻疹发病人数104万,血吸虫病人更是达到1200万。那时中国的总人口只有4亿,却有1亿人面临感染传染疾病的威胁!

那时的中国人就意识到,对待疾病要从预防入手,预防比治疗成本低多了。于是,中国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消灭传染病运动。比如血吸虫病,钉螺是血吸虫的宿主,地方政府就带着群众一起浩浩荡荡地去打药灭钉螺;有些水源不干净不能喝,就在确保没有问题的地方打井解决用水问题。就是靠着这样标本兼治的方式,中国在全国范围内,陆陆续续地消灭了血吸虫病。

其他的丝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也一样,同样是科学家研究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法之后,动用政府力量全国推行。也正是如此,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人均寿命就突飞猛进。1979年,中国消灭了天花;2000年,实现无脊灰目标;2006年后,白喉连续13年无报告病例;麻疹发病从最高年份的9444659例,下降至2018年的3940例,降幅达到99%……

二、农民永远吃不饱?政府指导农业创造巨大能量

肯尼亚有一名叫肯尼迪的农民,他种的庄稼每年都收不回成本。于是,他开始借钱买种子扩大生产,可是种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欠别人的钱更是还不上。后来,他收到了政府援助他的化肥,结果一下便获得了20多倍于几年前的收成,终于摆脱了贫困。

诺奖得主经过研究认为,肯尼迪缺少的不是化肥,是逻辑思维能力。如果肯尼迪事先知道化肥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一定会拿出一部分钱去买化肥。等到粮食大丰收之后,有了钱再去买更多的土地。这样循环往复,不出几年就可以脱贫致富了。

分析得是不错,但是教育大家种地要用化肥提高效率,这件事谁来做呢?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同样碰到过这个问题。那时,各种重工业、轻工业刚刚起步,农业还是支柱。然而,中国虽然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农耕文明,很多地方却一直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农民种地的经验没有推广开。

1954年,毛主席把经验总结在一起,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简单好记,比如“密”就是要合理密植,“水”就是要兴修水利,“工”就是种地工具要改进,农民只要遵守这八个字,收成就不会差。这八个字出来以后全国宣传,效果也是立竿见影。

三、教育扶贫,让更多人看见世界的美好

非洲马里有一个7岁女孩罗西娅,每天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读书了。一开始,有人给这个小女孩捐款。但是,拿到钱以后的小女孩,有钱也不会去读书,而是拿去买食物吃。等花完了,还是照样饿着,也没有工作技能。诺奖得主通过研究发现,如果把钱用在教育补贴上,会降低贫困地区儿童的辍学概率。

这个似乎中国也已经做过了。

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有一首《夫妻识字歌》风靡大江南北,很多人都是唱着歌走进了扫盲班的。“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在政府的推动、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文盲率开始迅速下降。到现在,连中小学都没读过的青少年在中国已经几乎没有了。

最近5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是从10亿增加到了13亿,并且正以每年2500万人口的速度递增。而中国,只用了70年,就带领了7亿人走出贫困,到2020年,最后的1000万贫困户也要摆脱贫困了。

换句话说,这几位诺奖得主研究出来的理论不是没用,只是中国不但早就付诸实践了,还成功让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成功脱贫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在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成就时,或多或少会有一种“这也能拿奖”的疑惑。

其实,之所以中国人有这样的成就却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经济学上一直没有话语权。说到底,是因为人都有思维惯性,很容易先入为主。如果我们自己不形成一套理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好解释清楚,那我们的成就就永远都会被曲解、被贬低。

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就是打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其中一人。在1994年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林毅夫大胆地预测:到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指标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那个中国崩溃论横飞的年代,林毅夫的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2014年,据世界银行估算,截至当年9月29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美国,荣升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链接: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还有复旦大学的陈平教授,用了一套焕然一新的“代谢增长论”,从这一角度来说,经济发展要受生态资源约束,科學技术进步的标志就等于开发了新的资源。比如中国原来依靠土地种植粮食,但中国多山少地,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富裕程度赶不上平原多的欧美国家;后来中国发现煤、石油、太阳能等资源,还有新的生物技术可以发展多样性的生物工程,最后劣势变优势。

虽然这些理论都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迷信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而是跳出了桎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问题。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各种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也会迎来一波大爆发,百家争鸣,不再落后于西方。

(摘自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意素致力于传递多元视角,本文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看更多·兔子手机

2019年10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新疆农民的新农具——兔子手机。兔子手机看起来和市面上常见的手机并无二致,但里面有很多关于兔子养殖的知识。

2018年,新疆和田市政府从四川省引入多家兔养殖企业。他们在和田地区墨玉县设厂,采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方式,鼓励当地百姓养殖皮肉兼用的獭兔。他们免费向每户农民发放种兔55只,回收仔兔。由于政府补贴修建兔舍,企业无偿提供饲料、防疫和技术指导,农民除了付出体力劳动外,成本主要是水和电,折算下来,一年可以通过养兔收入1.5万元左右。

这一新的扶贫模式看似天衣无缝,但由于养殖户数量多、居住分散,从四川来到新疆的20名技术员每天疲于奔波,仍难以解决农民在养殖过程中面临的大量问题。这时,中国电信提出一种方案:利用信息技术,免去技术员与养殖户间“以一对多”的麻烦。中国电信与养殖、种植企业合作,开发了“信息田园”App,把技术人员的讲解拍摄成视频,放到软件中。有的贫困户没钱购买智能手机,中国电信就向他们免费提供搭载着“信息田园”的手机。

兔子手机的官方名称是“新农具”,它的作用和新疆农民常用的农具“坎土曼”一样,帮助农民生产。有了兔子手机的帮忙,高效的兔养殖户的年收入已稳步达到预期,有的甚至接近2万元/年。

【适用话题】扶贫 科技与农业 知识获取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