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暄
一个地区在中国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2020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继续领先，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
一线梯队中亦有分化。浙江曾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2008年之后，广东富人抓住了房地产、互联网等新的产业机遇，反超浙江并持续扩大优势。而高科技创新者辈出的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凸显上海新经济虽已发力，但民营经济活力仍有提升空间。
上榜人数寥寥的东北与中西部地区，也并非注定徘徊在科创时代门外，如何将科研优势转化为创富动能，值得各地深思。
中国有多少地区的首富来自科技产业？在上榜富人最多的5省份中，4个省份的首富均诞生于TMT或医药行业。在经历了制造业与房地产两轮财富机遇之后，步入新经济时代的中国，已然迎来科技创富时代。技术的迭代、商业模式的更新，正在深刻地改写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而一个地区在中国的财富版图上的分量，就取决于它能否抓住历史赋予的财富机遇，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
从2020新财富地区创富榜可以看出，区域不平衡的财富格局仍在延续。全國31个省区市中，由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组成的创富第一梯队继续遥遥领先，四省市共计上榜318人，以全国3.2%的面积创造了63.6%的上榜富人，是中国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
第一梯队的省市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不同点更值得比较研究。广东和浙江均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在新财富发布地区创富榜的最初数年，浙江曾经依靠制造业优势力压广东，连续蝉联巨富最多省份的宝座，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广东的富人抓住了新的财富机遇，实现了上榜人数的反超，并将优势保持至今。北京和上海同为超一线城市，经济与人口总量旗鼓相当，然而2010年至今，政治中心北京连续11年上榜人数力压经济中心上海，上海民营经济活力欠佳可见一斑（表1）。
广东vs浙江：造富的时代机遇
今年的地区创富榜，广东共计114人上榜，较2019年上升4人，连续12年蝉联地区创富榜榜首。上榜富人的人均财富由2019年的211.9亿元上升至今年的270.8亿元，增幅高达27.8%。
同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共有57人上榜，较2019年下降1人，在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四；人均财富210亿元，较2019年上升23.1%。
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已然经历了三种发展动能：制造业、房地产和科技创新。浙江和广东上榜人数的此消彼长，正是动能切换的最佳体现。
2003年新财富首次发布地区创富榜之时，浙江是全国上榜富人最多的省份。2003-2007年，浙江连续五年上榜人数全国第一，这与当时中国制造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紧密相关。彼时，中国尚处于加入世贸组织巨额红利释放的时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有条件承接来自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制造业成为造富的热土。浙江在地区创富榜上领先，是传统制造业繁荣的真实写照。
2003年浙江上榜的62位富人，除绿城集团的宋卫平等5人外，其余57人均来自制造业，例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从事汽车零部件，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从事工业电器，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从事饮料和服装。这一榜单直接反映了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在机械电器、化工制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行业的领先优势。得益于辐射整个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总量过亿的人口规模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深厚的营商传统、冒险钻研兼具的乡土文化，长三角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经济引擎。
相比之下，在地区创富榜屈居第二的广东，腹地人口较为有限，在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依靠“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起家，制造业的崛起有境外资本尤其港资的巨大助力。“前店后厂”的模式下，众多进行产业转移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投资者分享头啖汤，尤其是今天创富动力澎湃的深圳、东莞等珠江东岸，南下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尚未壮大，广东本土民企尚是佛山、中山等珠江西岸一枝独秀。尽管“可怕的顺德人”与“可怕的温州人”旗鼓相当，但广东的制造业巨富仍较浙江为少。
此后数年，浙江一直保持着对广东的领先优势，2005年更是有多达105人上榜，上榜人除少数房地产商外均来自制造业。
表1：2020年新财富地区创富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层面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逻辑一拍即合，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一剂猛药，房地产行业具有优势的广东迎来了一轮前所未有的财富机遇。广东在地区创富榜超越浙江，正始于2008年。
这一年，广东共有89位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其中有29位来自房地产行业，占比高达1/3。而此年的浙江，73位上榜富人中，只有8名来自房地产业，占比仅1成，其他依然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由于没有搭上“四万亿”时代的便车，浙江创富人数被房地产强势的广东反超。广东地产富人的异军突起，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外来建设者积聚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不无关系。“来了就是深圳人”的低门槛，让有人就有活力的地方经济发展逻辑充分体现。
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调控政策的收紧让房地产镀金时代褪色，TMT和医药所代表的科技创富时代已然降临。2020年，房地产行业仅有61位富人上榜，较2019年的65人缩水。TMT行业则以96位富人上榜的成绩高居各行业榜首，稳坐第一大行业宝座。
在科创时代的区域竞争中，广东尤其是深圳以强大的科技力量领跑全国。透视广东省内的财富格局，深圳贡献多达57位上榜富人，独揽半壁江山。包括腾讯控股的马化腾、张志东等老牌巨头和柔宇科技的刘自鸿等新兴独角兽驾驭者在内，深圳共计18位TMT富人上榜，“中国硅谷”称号实至名归。在医药生物行业，深圳看似不如药企云集的长三角优势明显，但也有迈瑞医疗的李西廷和徐航、康泰生物的杜伟民、华大基因的汪建等细分领域龙头的富人上榜。TMT和医药生物，是驱动深圳科创造富的两具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IT软硬件实力不俗的深圳，不仅吸引空中客车、ABB等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落户，还导入了波士顿咨询亚太数字中心、埃森哲全球研发中心安家。亚太数字中心为波士顿咨询全球最大的数字中心，旨在为客户提供包括工业4.0、数字化供应链、大数据分析在内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体现了战略咨询巨头拥抱科创时代的决心。立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4.0潮头的深圳，其强大的科技磁场成为吸引高端服务企业布局的绝佳优势，科创与咨询的联袂为深圳孕育了新的增长点。从草根企业蓬勃生长，将科技创新标签牢牢贴在深圳身上，到高端服务企业落户，创新生态的完善，人才与企业的聚合，意味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势能充足的深圳可望进一步爆发。
房地產行业虽然受到政策调控因素影响，造富能力不及往日，但仍不失为广东财富版图上的重镇。包括恒大集团的许家印、碧桂园控股的杨惠妍、龙光地产的纪凯婷家族在内，广东共有19位地产富人上榜，占房地产行业上榜总人数近1/3，地产底气十足。
浙江上榜人数今年仅为广东的一半，上榜者总财富达1万亿元，只有广东的1/3，两者体量相差悬殊。浙江虽拥有TMT巨头阿里巴巴，但细观其产业结构，制造业仍占大头，57位上榜富人中40位主业为制造业，占比高达70%。浙江进入富人榜前100的富人共有5人，仅有阿里巴巴的马云一人来自TMT，其余4人均从事制造业。在老牌电商巨头之外，浙江须需培育新的增长点。
绿城集团折戟后，国资背景的中交集团入主，宋卫平退居小股东，也退出富人榜，浙江房地产行业上榜富人更显寥寥，今年仅有新湖集团的黄伟夫妇等3人上榜，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浙江地产商错失全国大举圈地、杠杆扩张的机遇。
时代潮流创造财富机遇，在房地产和科创两轮机遇中，广东均占得先机，写就经济第一大省的创富神话。当然，广东的人口与经济总量远远大于浙江，简单对比绝对人数显然不利于体量较小的浙江。浙江拥有扎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在强调回归实业的当下颇显难能可贵。2019年，由 ACCA评选的中国企业未来100强榜单发布，广东和浙江平分秋色，并列榜首。两大民营经济强省的竞争，值得未来持续观察（表2）。
表2：2003-2020年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四省市上榜人数量PK
北京vs上海：谁是中国的科创中心
今年，北京共计83位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尽管较2019年小幅下滑5人，但仍然为中国上榜人数最多的城市；上榜富人人均财富224.4亿元，较2019年大幅上升22.8%。
2019年，上海共有2428万人口，高于北京的2154万；GDP总量3.8万亿元，同样高于北京的3.5万亿元。同北京相较，上海贵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坐拥中国城市中最多的人口、最大的经济体量，上榜人数却不及北京。2020年，上海上榜64人，较2019年小幅增加2人；上榜富人人均财富196.8亿元，较2019年下滑12.8%。就上榜富人的财富总额而论，上海仅为北京的2/3，与经济中心地位难以匹配。
上海在财富密度上落后北京，并非偶然。回顾往年数据，可以清晰看出，2010年之前，上海和北京在上榜名单的竞争中互有胜负，难分高下；但自2010年至今，上海已经连续11年上榜人数跑输北京。上海始终保持着领先北京的经济体量，但其在富人榜上的劣势清晰投射出经济的结构问题。
新财富地区创富榜体现的地区创富能力，追根溯源是一个地区的民营经济活力。一个地区若能制造出金字塔顶端的巨富，必然共生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民营企业作为金字塔基石。上海在地区创富榜上表现不佳，直接原因即为缺少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在2019年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上海仅有15家企业上榜，多年以来上榜企业寥落的窘境仍在延续。
上海民营经济的乏力，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国强民弱”的结构性困境。从2010年至今，上海庞大的经济体量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上下徘徊，而民营经济高度集中的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占比已经达到80%以上。且在上海经济总量中占比达一半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由外资企业贡献，民营经济的羸弱可见一斑。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无论是作为国资重镇，还是金融中心、外资门户，很大程度在于政策布局与历史传统，而非市场逻辑造就。
人们曾经拷问“为什么上海出不了BAT”，拼多多的横空出世似乎终结了这一讨论。不过就总体来看，上海9位TMT上榜富人的数量，只有北京的1/4，且尤其缺少“硬科技”企业。诚然，张江园区的通用电气、IBM等外企以及中芯国际、中国商飞等国企，代表了上海的尖端科技，但民营科技企业的缺乏，是上海不得不直面的短板。上海拥有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传统名校和新体制下的上海科技大学，在科研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等方面本应大有可为。
科创是上海的短板，也是北京的长板。央企总部云集的北京看似因循，却从不缺乏创新求变的动力。人才向来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北京坐拥清华、北大和中科院等高校院所，人才优势得天独厚。今年，北京共有36位来自TMT行业的富人登上新财富500富人榜，包括深圳、上海在内的其他城市皆难以企及。北京上榜富人数量之所以凌驾于深圳、上海之上，创新能力功不可没。
一个常见的看法是，北京的TMT企业都是“做媒体的”。从2020年上榜的北京地区富人来看，今日头条的张一鸣、京东的刘强东/章泽天夫妇、美团点评的王兴、百度的李彦宏等头部富人都可归入此类。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北京的“硬科技”企业正悄然崛起。
今年首次上榜的北京富人，大部分都来自“硬科技”企业。为AI芯片研发投入巨资的独角兽寒武纪，近3年实现超过50倍的营收增长，并已计划登陆科创板，其创始人陈天石于今年首次晋级富人榜。曾经的“大学生编程传奇”楼天城创立的小马智行，经过B轮融资后估值已升至30亿美元，成为中国无人驾驶领域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AI引发的技术革命，使得一批科技新贵相继崛起，北京的财富结构正发生深刻转变。
北京集中了全国的科技力量，33所“双一流”高校、7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9.7万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扎堆”北京，“硬科技”企业的崛起是北京对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定位的回归。北京的科研沃土适合“硬科技”企业生长，未来或会有更多“陈天石”步入财富的快车道。
地区首富榜：“越富越稳定”的经济学
今年上榜的29位地区首富（吉林、广西无人上榜）中，只有10位是新面孔，中国财富结构呈稳定态势（表3）。
地区首富榜凸显“越富越稳定”的经济学：位居总榜单上游的地区首富，均蝉联第一，而出现变动的地区首富，都集中在榜单的中后部。
孙广信曾经连续17年蝉联新疆首富，被认为是最难挑战的地区首富，但今年，华凌集团的米恩华以120亿元的身家超越孙广信，新疆首富宝座首度易主。
公职类考试培训机构中公教育创始人鲁忠芳、李永新母子今年首次上榜，便登顶安徽首富宝座。2019年，中公教育营收大幅增长47.12%，股价同样再创新高。在经济下行压力陡增、就业市场萧瑟的今天，曾经受到冷落的公职类“铁饭碗”如今上升为避险资产，成为众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求职首选。
凭借A股IPO的东风，同样首次上榜的宝丰能源实控人党彦宝一举超越“锰王”贾天将，登顶宁夏首富，财富在总榜单上高居第36名，为2019年A股IPO的头号赢家。“你离首富只差一个IPO”，资本市场永远是制造巨富的最佳工具。大举扩张的宝丰能源近年来陆续投产多个化工项目，但在上市后股价却持续下跌，为其蒙上疑云。
表3：2020年新财富地区首富榜
安踏体育的丁世忠兄弟超越达利食品的许世辉家族，成为福建首富。低端球鞋起家的安踏，凭借一路收购高端运动品牌FILA、号称“户外服装里的爱马仕”的始祖鸟母公司Amer Sports，正努力打开一线城市高端市场。虽然网友戏谑“爱马仕被卖给了江南皮革厂”，但2019年FILA贡献了安踏整体收益的43.5%，而安踏也实现过百亿的营收增长。视运动为生活方式的新中产阶级日渐庞大，体育产业前景看涨。
去年首次登顶上海首富的黄峥，今年成功蝉联。2019年下半年，拼多多的股价大幅拉升，一举超越京东、网易，跻身中国上市互联网公司市值前4名。看多与看空的巨大争议声中，拼多多的GMV（成交总额）和活跃用户数已超越京东，直逼阿里。
头部富人地位稳固，浙江的马云、广东的马化腾、江苏的孙飘扬、北京的王健林/王思聪父子均稳坐首富，发达省市首富没有变动。这一看似寻常的现象背后，蕴含着一条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表轰动学界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其中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影响至深。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本质就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样的新组合既包括技术革新，也包括组织结构创新、开辟新市场等非技术变革，而所谓企业家，便是实现创新的人。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让企业家得以在市场上享有垄断优势，高额垄断利润是激励企业家创新的源动力。马云、马化腾们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赢得市场垄断优势，并以持续的技术创新拓宽护城河，想打破这一稳态当然不易。
东北和中西部：破局科创
吉林和广西两省区今年皆未有富人上榜，尤其吉林已连续3年沦为富人榜的“局外人”，侧面反映出东北和中西部地区步入新经济时代后的困局。传统动能已然衰竭，新的动能尚未培育，后发地区出现青黄不接的尴尬。
2019年，黑吉辽三省GDP分别增长4.2%、3.5%、5.8%，均未达到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东北经济仍在转型泥沼中艰难跋涉。在新财富地区创富榜上，除吉林无人上榜外，黑龙江亦只有2人上榜。GDP数据稍好的辽宁则以12人上榜的成绩名列第二梯队，不过辽宁上榜的富人多从事石化、汽车、冶金、电力等传统重工业，新的增长动能欠缺。
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各异，却也都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中西部18个省市区共有68位上榜富人，其中仅有8人从事TMT行业。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尽管经济体量不小，但上榜富人多来自农业、饲料等传统行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而宁夏、内蒙古等西部省份上榜富人则全部从事资源型行业，经济结构依赖于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薄弱，已成为制约转型升级的瓶颈。
诚然，创新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晶体管时代为硅谷播下创新的种子，虽然它日后走向衰落，但由仙童培养的大批人才奠定了硅谷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石，此后一批批科技企业立足硅谷，提供的产品席卷全球。广东、北京、上海等省市作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富集了最优质的人才与资本，是创业者必然的首选之地。但这决不意味着东北与中西部地区注定徘徊在科创时代门外。
今年无人上榜的吉林，就拥有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分院等优势创新资源，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产业具有充分的比较优势。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遙感卫星领域实力雄厚，创立的长光卫星为中国商业遥感卫星领域的领头羊。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驻扎着大批部属重点高校和国家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潜力巨大。
行政逻辑下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其科研能力要想变现为产品和盈利，仍必须跨越学术与市场之间的鸿沟。
2017年，新任西安市委书记的王永康曾经提出被认为“振聋发聩”的十问，其中就包括对产学研一体化成效不彰的追问：“为什么我们科研院所林立，大专院校众多，重大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在我市转化能力不足，墙内开花墙外香？”如今，王永康已远赴东北任职，西安的科技转型似已初见成效，西部超导、铂力特两家位于西安的企业登陆科创板，其中西部超导为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超导所创立，体现了西安基础科研的转化潜力。再加地处延安的三达膜，陕西共有3家企业实现科创板IPO，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领跑中西部。辽宁、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也各有企业登陆科创板。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畅通了金融血脉，后发地区在科创领域正迎来重大机遇，但要将科创的想象转为现实，依然任重道远。